“无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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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4-05-24 10:16来源:网络

学习是为了什么?或者说,除了学习实用性强的知识之外,我们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所谓“无用”的知识上值得吗?英国哲学家伯特兰 ·罗素(1872-1970)认为,这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却能帮助缓解人生的痛苦。奇特的知识不仅能降低烦心事的不愉快程度,还能让开心事的愉快程度加倍。他亲测有效,你也不妨试试吧!本文摘自《赞美闲散》[英]伯特兰 ·罗素著,仝欣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4年5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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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一个靠着出卖朋友发迹的人,称“知识就是力量”。这无疑是他对人生经验的成熟总结,但并非所有知识都意味着力量。托马斯·布朗爵士曾痴迷于弄明白海妖唱的是什么歌,但就算能找到答案,他也不会因此从地方法官荣升为国家名誉部长。培根所说的知识,当属我们称为科学的知识。不过,在强调科学重要地位的同时,他又落伍地沿袭了阿拉伯人和中世纪早期的传统,认为知识主要由占星术、炼金术和药物学组成,它们都属于科学的分支。精通以上知识便是学识渊博的人,并由此拥有近乎魔法的力量。11世纪初,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仅仅是读过这类书籍,就被众人视为同魔鬼结盟的魔法师。在莎士比亚时代,普洛斯彼罗虽然只是个虚构的人物,却代表了几个世纪以来大众心目中的学者形象,至少就其法力而言的确如此。培根相信,科学的威力,比之前巫师梦寐以求的魔杖还要厉害,这一观点无疑相当正确,如今也早被大家认可。

培根生活的年代,英国文艺复兴已步入鼎盛时期,而文艺复兴反对将知识功利化。希腊人熟悉荷马,如同我们熟悉音乐厅里演奏的歌曲,因为喜欢,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学习一门知识。可16世纪的人若不具备足够的语言学知识,根本不可能读懂荷马。人们崇尚希腊人,不希望被排斥在他们的享乐之外,无论是研读古典著作,还是其他一些不便公开的爱好,大家都要处处仿效。文艺复兴时期,学习是生活之乐的一部分,就像饮酒和做爱一样。文学如此,那些更为严肃的学问亦如此。人们都知道霍布斯第一次翻阅欧几里得著作的故事:他偶然打开书,看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感慨道:“上帝啊,这不可能!”于是他开始从后向前阅读它的证明,一直读到公理部分,才彻底信服。没有人可以质疑,这对霍布斯来说是个令他沉醉的时刻,完全没有被几何学在测量领域的实用性想法玷污。

诚然,文艺复兴也为同神学相关的古代语言找到了实际用途。人们对古典拉丁文旧爱重拾的初期成果之一,便是不再相信伪造的教皇教令和君士坦丁大帝捐赠一事。拉丁文《圣经》和希腊文译本间的不符,使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成了新教神学家们争辩时必备的技能。希腊与罗马的共和主义名言被援引来证明清教徒同斯图亚特王朝、耶稣会士同不再效忠教皇的君主之间对抗的合理性。但所有这些,都是在路德前近一个世纪就已经在意大利全面发展的古典学术复兴的结果,而非原因。文艺复兴的主要动机是精神的愉悦,是对艺术和思想中原本丰富且自由之精神的复兴。由于之前被无知和迷信蒙住了心灵,这种精神曾一度丢失。

人们发现,希腊人不仅关注文学和艺术,还关心哲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等学科。因此,这些学问都值得尊重,但其他学科的地位就存在争议了。的确,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成就为医学赢得了荣耀,但很长一段时间它只局限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且同巫术密不可分,因此帕拉塞尔苏斯这类人才会毁誉参半。化学的名声就更糟了,18世纪前一直都被视若无睹。

如此一来,绅士的知识素养,往往就由希腊和拉丁语,外加少许几何学和天文学的知识构成。希腊人不屑于几何学的实际应用,也只有在陷入颓废时,才会发现伪装成占星术的天文学的用途。16世纪至17世纪,人们整体上在用当初希腊人的超然态度研究数学,并倾向于忽视那些因同巫术纠缠不清而自降身份的学科。进入18世纪,人们的知识面越来越广,也开始慢慢关注更为实用的知识。18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和机器的发展,更是突然加速了这种转变。前者狠狠打击了绅士文化,后者则为实践那些不够绅士的技术提供了令人惊叹的崭新空间。过去一百五十年,质疑“无用的”知识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人们越来越相信,同社会经济生活相关的知识才是世上唯一值得拥有的知识。

在英法这些拥有传统教育制度的国家,功利主义的知识观并未被全盘接受。大学的中文教授会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却未必了解现代中国的开创者孙中山的著作;也仍有人会因古代作者干净利落的文笔去阅读古代史,即止于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尼禄皇帝的历史,却拒绝了解之后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只因后期史学家的文笔过于拙劣。不过,即便在英法两国,这一古老传统也在慢慢消亡,在美俄这些新兴国家更是早已了无踪迹。比如,在美国,教育委员会提出,鉴于多数商业信函只会用到一千五百个单词,教学大纲完全没有必要再纳入其他词汇。英国人发明的基础英语更为简洁,直接将必备单词缩减到了八百个。认为语言具有审美价值的观念正在逐渐消失,现在人们认为,语言的唯一用处就是传递实用信息。在俄国,追求实用主义的风潮甚至比美国更为狂热:教育机构传授的全部知识,都致力于服务教育或政府事务的某些明确目标。唯一的例外是神学:一些人必须阅读德文原版去研究《圣经》,还有一小部分教授必须学习哲学,以便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抵制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家的批判。不过,随着正统观念的稳固,用不了多久,这点小空隙也将被彻底封死。

无论在哪里,知识本身都不再被视为财富,或是塑造博大、具有人文关怀的人生观的途径,而仅仅被当作技术能力的组成部分。这一现象是科学技术和军事需要带来的社会一体化的一种表现。相较过去,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更为突出,与日俱增的社会压力迫使个人去选择他人认为有用的生活方式。教育机构,除了个别专为富人开设的,或是(英国)一些延续着亘古不变的传统的高校以外,都不能自作主张地支配经费。教育必须服务于传授技能、灌输忠诚这类实用的目标,如此才符合国家的意愿,这也是引发义务兵役制、童子军、政党组织和利用媒体引导政治情绪的运动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在意自己的同胞,我们如果道德高尚,会渴望为他们付出,但无论如何都要确保他们会为我们付出。我们不希望别人悠闲地享受生活,无论他的爱好多么高雅。我们认为,每个个体都理所应当要为伟大的事业(无论它是什么)做出贡献,更何况蓄意搞破坏的恶人如此之多,我们更应当站出来予以阻止。因此,我们没有闲情逸致去学习任何知识,除非它能辅助我们,为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业添砖加瓦。

关于狭义的功利主义教育观,我有很多话想说。一个人开始谋生前,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涉猎各种知识,这时“有用的”知识无疑相当必要。它造就了现代社会,离开它,我们就不会拥有机器、汽车、铁路和飞机;不仅如此,现代广告业和宣传业也不会出现。现代知识显著提升了人类的整体健康水平,与此同时又让用毒气摧毁一座大城市成为可能。同此前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特点都源于“有用的”知识。迄今为止,没有哪个社会拥有了足够多的有用知识,但毋庸置疑的是,教育必将会不断将其增进。

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传统文化教育多半都愚蠢至极。男孩们花了很多年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语法,最后却既没能力也没兴趣(除极少数情况)阅读希腊语和拉丁语著作。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现代语言和历史都要比拉丁语和希腊语更值得学习。它们不仅更有用,还能让人在短期内收获更多的文化知识。但对于15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任何能找到的书籍都值得一读,而那些作品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是用希腊语或拉丁语写成的,故这两门语言是研习文化不可或缺的钥匙。可那之后,用各种现代语言创作的伟大作品相继问世,随着文明的飞速发展,古代知识对解决当今问题的作用,显然远不如关乎现代国家及其相对近代历史的知识。传统教师的观点虽然在知识复兴的年代颇受赞誉,现在却渐渐变得过于狭隘,毕竟它忽略了15世纪后世界的发展。如果教导得当,不仅是历史和现代语言,科学同样会对文化做出贡献。因此,即便不为传统的教育体系辩护,我依旧可以说,除了最直接的功利性考虑,教育应该还有其他目标。我们如果从更广阔的层面思考实用和文化,会发现二者并不像它们的狂热拥护者以为的那样水火不容。

除了文化同直接效用绑定的情况,那些无助于提高技术效率的知识,也会带来各式各样的间接效用。在我看来,当今世界现存的一些最糟糕的状况,都可以通过鼓励学习这类知识以减少对单纯专业技能的一味追求而得到改善。

对大多数人来说,主观能动性如果完全聚焦于某个明确的目的,最终往往会引起神经紊乱的精神失衡。举个例子,大战期间,负责制定德国政策的人就在潜水艇战上犯下大错,导致美国站到了协约国一边。任何刚接触这个问题的人都能看出这一政策的荒谬之处,但当权者由于精神过度集中、缺少休息,反而无法做出理性判断。如果试图完成的任务长期压抑本能冲动,人们也会遭遇同样的境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分子都曾由于精神上太过专注于完成某些任务而出现紧张的狂热。如果这些任务同这群狂热分子想象的一样重要且可行,倒或许会带来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大多数时候,这群人狭隘的视野只会令某些强大的抗衡力湮没无闻,或是将所有抗衡都视为需要用严惩和血腥手段去打压的魔鬼行径。成人和孩子都需要娱乐,我是说,一段除了享受当下没有其他目的的活动时间。但假如享乐也需要目标,那就必须在同工作无关的事情上寻找愉悦和兴趣。

现代城市居民的消遣方式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消极和集体化,经常都是在被动观看别人的一技之长。当然,即便如此也远比没有强,但它肯定无法同受过教育、发展出无关工作的广博的智识兴趣相提并论。在合理的经济体系下,由于机器生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人们的休闲时间应当大幅增长。不过,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智识活动和兴趣,过多的闲暇就容易让人无聊。有闲人士想要幸福就必须接受教育,除了具有直接效用的技术知识教育,还要有以精神享受为目标的教育。

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一旦文化被成功地吸收,便能够塑造人的思想和欲望,使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同广阔的非私人事务连接,而非局限在同小我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上。人们过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人通过学习获得某种技能后,必定会凭借其造福社会。但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忘了,培养理想和培养技能一样必要。未经培养的人性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残忍,会通过形形色色的方式或轻或重地表现出来。学校的孩子经常欺负新来的或是衣着打扮与众不同的同学;许多女人(以及不少男人)会恶意散播流言蜚语中伤他人;西班牙人热爱斗牛,英国人喜欢打猎和射击。同样残忍的人性在德国屠杀犹太人……帝国主义为这种残忍的冲动提供了空间,战争中,残忍甚至会被神化为公民职责的至高表现。

虽然必须承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也残忍,但我认为有一点毋庸置疑,相较于心智尚未开化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展示残忍的频率会低很多。制造校园霸凌的学生,成绩很少能达到平均水平;一旦出现动用私刑的情况,领头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愚昧无知。这并不是因为心灵教育能培养出积极的人道主义情感,虽然存在这种可能,而是因为它会让人关注虐待他人之外的其他爱好,提供支配别人之外的其他自尊来源。世间众生最向往的无非是权力和仰慕。通常来说,无知的人只能依靠残忍的手段,包括蛮力征服来得到这两样东西。文化教养给人提供了危害性较弱的权力,以及更值得钦佩的获得仰慕的方式。在改变世界方面,伽利略的成就超过了任何一位君主,他的力量远比迫害他的人更大,因此,他没有必要反过来去当一个迫害者。

或许,“无用的”知识最重要的优点,是养成人们深度思考的习惯。世上有太多莽撞的行为,有些是因为事先没有考虑周全,有些甚至是根本不被理智允许的。人们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偏见可谓千奇百怪。梅菲斯特对青年学生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结果,所有人在引用这句话时,就好像这是歌德的观点,但这明明是歌德心中的魔鬼才会对大学生说的话。哈姆雷特被视为只思考却不行动的可怕典型,却没有人视奥赛罗为只行动不思考的典型。诸如柏格森这类教授,看待实干家时总是一副势利眼,却大肆贬低哲学,说生活的最佳状态应当像骑兵冲锋。于我而言,最佳的行为应当源自对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深刻理解,而非某种浪漫却失衡的自信引发的狂热冲动。养成在思考而非行动中获得乐趣的习惯,可以预防愚昧无知和过度的权力欲,能令人在不幸中保持平静,在忧虑中保持沉着。只关注小我的人生或许迟早会苦不堪言,只有步入更为广阔、烦躁较少的宇宙,生活中较为悲伤的部分才会变得能够忍受。

养成深度思考的习惯益处多多,或微不足道,或意义深远。先说生活中的小烦恼吧,比如被跳蚤咬、火车误点或是碰上牢骚不断的商业伙伴。这些烦恼肯定还不用上升到反思卓越的英雄主义或人类暂时性弊病的层面,但它们引发的烦躁却能毁掉不少人的好脾气和生活乐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同这些烦恼或相关或假装相关的偏僻知识中找到安慰,即便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些知识也有助于将这些烦恼从大脑中抹去。当我们被气到脸色发白的人攻击时,想想笛卡尔《论激情》中题为“为什么气到脸色发白的人比气到脸色发红的人更可怕”这一章,肯定会觉得有点意思;当一个人对促成一项艰难的国际合作失去耐心时,如果碰巧想到在十字军东征前,被封为“圣人”的路易九世同《天方夜谭》中代表世上一半罪恶源泉的“山中老人”结盟,就不会那么不耐烦了;当资本家的贪婪令人窒息时,想到布鲁图斯这位代表共和理想的典范,曾以百分之四十的利息贷款给一座城镇,发现后者无力偿还时,直接雇用一支私人军队将其围攻,或许就会突然收获些许慰藉。

奇特的知识不仅能降低烦心事的不愉快程度,还能让开心事的愉快程度加倍。我之所以会更加钟爱桃和杏,是因为知道中国早在汉代初期,就已经种植这两种水果了;之后它们被伟大的迦腻色迦王扣押的中国人质带到印度,再传入波斯,最后于公元1世纪抵达罗马帝国;我还知道,“杏”(apricot)和“早熟”(precocious)一词源自同一拉丁语词源,因为杏成熟得较早,至于首字母A,则是因为错误的词源学被误加上去的。所有这些知识都令这种水果变得更加美味。

大约一百年前,一群好心的乐善好施者成立了以“传播有用知识”为目的的社团,导致人们不再去欣赏那些美味而“无用的”知识了。有一次,我碰巧翻开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解剖》,当时我正在遭受这种情绪的威胁。我了解到存在一种“忧郁的物质”。一些人认为它由四种体液导致,但“盖伦认为它可能仅由三种体液引发,黏液不能被包括在内。对此,瓦勒利奥斯和梅纳杜斯表示坚决支持,佛席斯、蒙塔尔图斯和蒙塔纳斯也赞同,(他们说)白的怎么能变成黑的呢”。虽然这一观点看起来无从争辩,但(伯顿说)海格立斯·德·萨克森、卡当、吉亚涅里乌斯和劳伦提乌斯持相反观点。这些关于历史的反思抚慰了我。我的忧郁症,无论那是由三种还是四种体液引发的,都瞬间烟消云散了。说到治疗过度热情,我想,恐怕没有什么疗法,能比上一节古人的辩论课更有效果了。

虽然零星的文化之乐对缓解实际生活中的琐碎苦恼有一定帮助,但深度思考更可贵的优点,却同生命中更沉重的罪恶、死亡、痛苦、残忍,以及国家盲目地陷入不必要的灾难有关。对一些人来说,武断的宗教已无法带来慰藉,他们必须找寻替代品,生活才不至于灰暗、严酷,充斥着琐碎的一意孤行。当今世界随处可见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群体,他们无法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问题,相比退让一步,他们宁愿摧毁文明。再多的技术知识都无法治愈这种狭隘,因为这一问题实则关乎个人心理健康,只能从历史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所有无碍自尊心且能让个人正确看待自己的学问中寻觅解药。人们需要的不是这样那样的具体知识片段,而是足以激发人类存在意义这一概念的知识:艺术与历史,了解英雄人物的生平,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偶然又短暂这一奇特地位的理解——都能激发对人类的自豪感:人类拥有观察与理解的能力,具备崇高的感情,能够透彻地思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广阔的洞察力同客观情感结合便会产生智慧。

无论在哪个年代,人生都充满痛苦,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又远超前两个世纪。为了逃避痛苦,人们陷入琐碎、自欺欺人,甚至去创造庞大的集体神话。但从长远看,这些临时的缓解方式只会增加痛苦的来源。个人和社会的不幸只能靠意志和智慧的相互配合来减缓:意志的作用是拒绝逃避不幸或接受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而智慧的作用则是理解它,如果有办法就补救,如果没有,就将其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看待,接受其不可避免性,同时记住在它之外,还有其他地区、其他时代以及遥远的星空,这样不幸便会变得可以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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